谁是历史上最邪恶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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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大多数科学家其实谈不上特别邪恶，他们只是想了解植物、或者月亮、或者肾脏等等，做一些小实验，稍稍增加一些可验证的人类真理，不过如此而已。接着，我们有了优生学家、武器/生物战争专家、企业马屁精和种族灭绝技术专家等等，这些人抹黑了其他科学家。（这些其他科学家，以他们自己有悖常理的方式，可能会认为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实验员”和“真理搬运工”。）多个世纪以来，抹黑科学家名声的人层出不穷。但是，谁是其中道德最败坏的？或者直白一点地说，谁是历史上最邪恶的科学家呢？我们为此采访了多名专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这个人就是纳粹科学家约瑟夫·门格勒。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其他好几位“努力试图超越门格尔”的候选人。

　　受访者1：阿米尔·亚历山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兼职副教授

　　毫无疑问，要说最邪恶的科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无出其右。门格勒拥有慕尼黑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和法兰克福大学的医学荣誉博士学位。从学术背景的角度而言，我们说他是一名“科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门格勒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1943年，在他主动要求下，门格勒被派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集中营的军医，门格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筛选”——从新送进营区的犹太人中间挑选出“幸运者”，他们会被送进劳动营从事劳动，虽然犹如奴隶，但可以活着，而其他大多数人（包括几乎所有的老幼妇孺）会被送进毒气室立即毒杀。其他军医总是尽可能地避免“筛选”任务，而门格勒却经常自愿要求额外的轮班。据说，他在决定某人生死时会愉快地吹口哨，而在毒气室，门格勒是负责释放氰化氢毒气的人之一。

　　门格勒最臭名昭著的事迹大概要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的一个“研究”诊所。在这里，他对儿童——尤其是双胞胎——进行惨绝人寰的实验。他的研究总体目标是通过“证明”人类遗传高于环境因素来支持纳粹的种族科学。在门格勒的“实验”中，许多儿童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还有许多儿童被直接杀死，以取出他们的器官与死者器官进行比较。那些对门格勒来说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儿童，则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战争结束后，门格勒逃往阿根廷。1979年，门格勒在巴西贝蒂奥加意外溺水身亡。

　　单从纯粹邪恶的角度来说，门格勒或许确实无人可比。但菲利普·莱纳德和约翰内斯·斯塔克这两个人，因他们的地位，也值得榜上有名。莱纳德和斯塔克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同时这两个人也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种族科学的坚定拥护者、雅利安物理学运动的领袖。（雅利安物理学运动旨在撇清物理学界中的犹太影响。）莱纳德和斯塔克也强烈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谴责其为“犹太物理学”和“犹太骗局”，因为相对论依赖于高级抽象数学。相反，合理的“雅利安”方法应恪守严格的“有扎实基础的”经验主义，同时避免数学上的幻想。在希特勒的授意下，莱纳德和斯塔克发起了一场运动，将犹太人从德国科学界完全驱逐，同时将他们偏好的研究风格强加给学术机构。当非犹太人维尔纳·海森堡为爱因斯坦的理论辩护时，他们给海森堡也安上了“白人犹太人”的标签。

　　受访者2：伊夫·金格拉斯，科技天文台科学主任

　　约瑟夫·门格勒自然是真正邪恶的科学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他利用职务之便，在活人身上进行有悖伦理道德的实验，测试他自己笃信的理论——有关“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理论。他还对双胞胎做实验，给他们截肢、接种斑疹伤寒或者交换他们的血液等。为了取得更好的“实验效果”，他的人类实验品的伙食要比集中营其他囚犯的更好。许多人在他的实验中死亡，于是门格勒便解剖研究这些尸体。

　　战争结束后，门格勒的这些惨无人道的“实验”浮出水面。他的这些实验促成了《纽伦堡守则》的制定。《纽伦堡守则》规定了10条准则，只有遵循这十条准则的人类研究才会被视为符合伦理的研究。

　　受访者3：克莱夫·汉密尔顿，查尔斯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作者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答案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立场。“邪恶的科学家”可以根据这个人的动机（即美德伦理学或道义伦理学）来定义，也可以根据其科学研究的邪恶后果（后果伦理学）来定义。在实践中，前一个立场也还需要考虑到出于恶意而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

　　无论是持有哪一种立场（如果从第二个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相对容易），这个问题的回答都相当主观。

　　话虽如此，我的选择仍是“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因为他在冷战局势不断恶化期间仍积极推动核武器的发展。事实上，冷战局势日趋严峻，有他一大份“贡献”。泰勒是鹰派中鹰派，在向他寻求建议的保守派政治领导人中间非常有影响力。他甚至还参与选择最先给予核打击的俄罗斯城市。

　　泰勒也是里根时期灾难性的星球大战计划的背后推手。这个计划旨在军事化太空空间。他还积极提倡将核弹用于民用目的，比如建造人工港口和炸毁碍事的山脉。

　　受访者4：罗伯特·N·普罗克特，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和肺医学礼任教授

　　说到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科学家，赫尔穆特·韦克厄姆博士应该算一个。从1959年到1981年，他担任烟草制造公司Philip Morris的首席科学家。韦克厄姆炮制了烟草行业的“公众的顾虑就是销量的保证”这一信息，也是韦克厄姆提出了服务于烟草行业的因果关系定义，认为香烟不会导致癌症，因为有些人不吸烟也患癌，而有些人吸烟却没有患癌。此后，无数无良企业效仿之：如果你的产品会导致癌症，那么你只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因果关系就可以了！

　　但是，韦克厄姆的劣迹不止变味的因果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当Philip Morris开始精炼香烟中的尼古丁时，韦克厄姆提出了“强效尼古丁”的概念，对应已有的“强效可卡因”一说。另外，韦克厄姆任职期间，Philip Morris塑造出“万宝路牛仔”，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营销活动。

　　韦克厄姆还帮助他的同事大规模地破坏科学。Philip Morris等公司赞助了价值数亿美元的科学研究，但这些科学研究从来都仅限于“对香烟友好”的研究，比如行为遗传学和病毒研究等。私下里，韦克厄姆倒是毫不遮掩。他写信给自己的老板约瑟夫·库曼说：“别不承认了。我们只对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否认吸烟有害健康这种指控的证据感兴趣。”等万宝路在美国面临一系列诉讼时，韦克厄姆又决定在德国科隆建造庞大的秘密实验室。

　　韦克厄姆的残忍也不仅限于人类。1969年，他与密歇根州奥古斯塔的哈钦森博士合作，进行一系列研究，探索尼古丁是否可以缓解焦虑症。可怜的松鼠猴成为实验的牺牲品。为了使猴子患上焦虑症，哈钦森博士锯开它们的脑袋，插入电极。然后，他们再向猴子注射尼古丁，以研究尼古丁是否可以缓解焦虑。

　　韦克厄姆还刻意淡化香烟造成的死亡。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吸烟是否有害健康时，韦克厄姆回答说：如果过量的话，任何东西，哪怕是苹果酱，都有可能危害健康。然而死于苹果酱的人寥寥无几，面对这个事实，韦克厄姆开玩笑地说：“他们吃的苹果酱还不够多！”

　　我们有各种方式可以去衡量烟草团伙制造的邪恶。你抽的每一支烟会缩短你十分钟寿命；每年，约50万美国人死于吸烟。韦克厄姆和他的手下无疑需要对这一大灾难负大部分责任。假如每百万支烟造成一人死亡的话，那么韦克厄姆在职期间，他的公司一共生产出4万亿支烟，如果这都不算邪恶的话，还能有什么算邪恶？

　　受访者5：保罗·温德林，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医学史教授、作者

      许多人会说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是最邪恶的科学家，因为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种恶行。从1944年5月开始，在他的筛选下，新送来的匈牙利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毒杀。人们也常说，门格勒挑选了3000个双胞胎进行实验研究。但是对细菌试验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个数字更接近700人，1944年12月，在研究结束时，门格勒并没有杀死双胞胎，不过确实有一些在他的监护下死亡。门格勒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之一。但是他选来做实验研究的双胞胎大多数活了下来。所以，他是种族灭绝的凶手；但是在大肆虐杀研究对象这件事上，他并不擅长，也算不上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

       受访者6：萨克·弗洛里西，奥本大学技术史助理教授

　　尽管过去的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邪恶”方式，但历史上“最邪恶”以及最臭名昭著的，自然要属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二战期间，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犹太囚犯做实验，是有名的“死亡天使”。他毫无人性，实验方式残忍，包括骨移植研究、低体温研究和双胞胎研究。他曾对双胞胎之一进行截肢以探索他的优生主义遗传种族理论。门格勒还因为痴迷虹膜异色症（即双眼颜色不同）而收集被他杀害的受害者的眼睛。因为他的残忍冷酷和残暴的虐待倾向，说他是最邪恶的科学家实不为过。他那残酷而不人道的人体试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和生物伦理领域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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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门格勒